对此,全国政协委员司马红建议,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,企业与个人缴纳费用,均纳入社保权益转移接续范围,实现“钱随人走”,以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。
这就意味着,如果在北上广深工作的就业群体要返回家乡,在工作地缴纳的社保,不论是企业部分还是个人部分,都可以在户籍地转移接续。
非本地户籍劳动者,为何不愿在工作地缴社保?
的确,自劳动人口能在全国进行自由迁徙以来,异地社保问题就因牵涉各种利益,一直悬而未决。尤其是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,一直以来就对缴纳社保存在抵触情绪,认为与其单位替他们缴纳社保,还不如多发现金。
近年来,随着平台经济兴起,大量跨地区就业的中低收入者,更愿意转型为灵活就业人群。因为各地用工规范化,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,而从事灵活就业,就有获取更多现金的自由,而不需缴纳社保。
当然,去年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出台专门规定,要求平台为灵活就业人员代缴社保。
非本地户籍劳动者为何不愿在工作地缴纳社保?原因是两不靠:若在工作地缴纳的社保不足15年,其无法在工作地享受退休待遇,最后拿到的依然是现金;而选择将社保关系转移至户籍所在地,其缴纳的养老保险又只能转移个人部分。
企业缴纳的部分由于进入工作地的统筹账户,不能一并转移,这就导致社保承接地,不愿接转异地投保的本地人的社保关系。原因也很简单,因为承接就意味着多了分享本地社保统筹账户的人,从而增加本地社保支付费用,增加本地社保缺口。
显然,现有社保体系,不仅会降低异地就业人群的参保意愿,而且不利于所有劳动力的自由迁徙。如中高收入者要跨省跨市择业就业,就必须考虑到社保的接续问题。社保不能有效接续,就会影响劳动者跨省跨市就业的行为,从而降低了劳动力跨区域优化配置的能力。
目前,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已实现了省内统筹,即省内统筹账户中资金可以省内统筹。2018年起,我国建立了社保基金的全国调剂制度,尝试省际间协调。数据显示,从2018年到2021年,跨省调剂资金6000多亿元。不过,这主要是为缓解部分省份社保支出缺口的一种办法。
将基础性的交给政府,将改善型的放权市场
当前,司马红委员提出的将社保与户籍解绑等“三解绑”,可看作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推出公共服务基础性社会保障包的必要条件。也即唯有将社保与户籍解绑、将社保统筹账户与缴纳地解绑,才能真正有效激发人们参与社保的意愿,实行能保愿保、应保尽保。
当然,“三解绑”后的社保,并非是单纯地允许统筹账户资金随参保人一起转移。而是通过解绑,让中央政府承担起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。
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,将单位为个人缴纳的纳入各地统筹账户的资金,改为社保税。以税收法定方式实现全国统筹,然后与全国社保基金一起,作为公共服务基础性社会保障包的支出来源,这可以视作社保体系的第一大支柱。
同时,这还会有效减低居民社保转接成本,促进劳动力在全国市场自由迁徙,为人力资本在全国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提供制度性保障。
此外,还可以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,以补充养老保险的方式,承担社保体系的第二大支柱。如果说公共服务基础性社保保障包,解决的是劳动者基本养老诉求,那么企业年金将为劳动者解决的,就是如何使退休生活更体面的问题。
再者,目前个人缴纳的纳入个人账户的社保资金,可转为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金,对其进行税费优惠,将其作为社保的第三大支柱。其好处是,不仅有利于鼓励人们将更多收入储蓄起来,以提高未来退休生活的品位;还有利于推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。
毕竟,作为个人可支配、但使用受限制的居民个人养老账户的资金,会激发居民为未来的养老存储更多资金。
目前,我国已进入了银发经济时代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,占比18.70%;65岁以上老人为19064万人,占比13.50%。而按照国际上普遍的看法,前者占比达到10%,或者后者占比达到7%,就已经是老龄化社会了。
银发经济为消费驱动型经济,这就需要我国建立完善多层次的社保体系。
在这一体系下,将基础性、均等化的社保服务交予政府来提供,将改善型的社保服务放权于市场主体。如此泾渭分明,便可以厘清政府与居民的责权关系,提高社保体系的覆盖度和层次化。(作者系财经专栏作家)
编辑:齐少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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